今日英语哲学界中的黑格尔哲学 / 翻译

过分稠密，抽象至极，无比可疑，一个世纪前，黑格尔就被踢出了盎撒正典（the Anglophone canon）。他的星辰为何再度升起？

译者前言

deVries教授在这篇文章中首先介绍了英语哲学界对黑格尔的接受过程，然后简单介绍了塞拉斯 (Wilfrid Sellars) 的分析哲学如何能兼容黑格尔的逻辑，最后详细介绍了塞拉斯的同事布兰登 (Robert B Brandom) 对于黑格尔的语义学重构。

今日黑格尔

作为许多伟大哲学家中的一个特例，G.W.F.黑格尔有着起伏不定的影响力。当他1831年去世时，他已是德国哲学的头号人物。然而，他的后继者们立刻分裂成两个对立阵营：右派黑格尔主义者，一个保守的、宗教的阵营；以及黑格尔左派，一个在社会问题上激进的阵营，其中包括了卡尔·马克思。随着双方的争论，黑格尔的星光在德国逐渐暗淡了。但是在19世纪晚期，它曾经在欧洲其他地区以及美国又一次变得引人注目。20世纪的一些欧陆哲学流派深深打上了黑格尔的烙印，例如法国的存在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但是20世纪的英语哲学界 (Anglophone philosophy) 却强烈反对在19世纪晚期支配了各所大学的新黑格尔主义。在说英语的地方（包括美国），黑格尔只能活在旧世纪的乌云下：他的写作风格过于稠密，他的理念抽象至极，他的政治观念和神学都无比可疑。他的作品在英语哲学界里一直被当作是笑话，并且被踢出了受训练的哲学家需要掌握的正典之列。

马克思与黑格尔丨无产者译丛

然而，这阻碍了英语的黑格尔研究的僵局还是逐渐解开了，对此，已经有许多美国人在前面为我们引路。再一次，黑格尔的星辰升起了。这样说并不过分：向黑格尔的新一轮敞开，标志着美利坚哲学的重大转折点。

美国人对黑格尔的接受过程很复杂。在19世纪中晚期，他被广泛阅读，受人尊敬。有几个做得不错的小组，里面有不少德国移民，专注于黑格尔研究，例如俄亥俄州和圣路易斯的黑格尔派 (the Ohio and the St Louis Hegelians) 。在大学里有杰出的黑格尔派唯心主义者，比如哈佛大学的Josiah Royce，以及康奈尔大学的G Watts Cunningham。以及，可能最重要的是，一些实用主义者，尤其是查尔斯·皮尔士 (Charles S Peirce) 和约翰·杜威 (John Dewey) ，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可不是黑格尔的粉丝。）后来，反作用开始了。从英国开始，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 和摩尔 (G E Moore) 的反叛矛头直指不列颠唯心主义者。但是美国人捡起战旗，将其变为对黑格尔本人的拒斥。时值19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者正从纳粹德国逃离。

Portrait of G W F Hegel (1831) by Jakob Schlesinger at the Alte Nationalgalerie, Berlin. Photo courtesy Marcel Molina Jr/Flickr

英语哲学界开始反黑格尔，对此有几个理由。黑格尔的哲学被看作是一种宏大的形而上学系统的缩影。这种系统用于先验地展示现实的基础结构，据说这结构是心理的 (mental) ，或者用黑格尔的术语，是精神的——类似某种世界的灵魂，或者（更糟的是）一种斯宾诺莎式的、泛神论的上帝。因此，黑格尔的系统不仅是形而上学的缩影，它还是神学的缩影。黑格尔还捍卫一种整体主义 (holism) ，这与原子主义 (atomism) （以及基础主义的知识理论）相违背，而这种原子主义恰恰会从经验主义中自然地发展出来，它似乎是现代科学带给我们的一个教益。黑格尔哲学恰好与此对立：英语哲学界反形而上学的、原子化的、基础主义的（foundationalist) 、经验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也逐渐在方向上世俗化。

在不那么抽象的层面上说，英语哲学界早就迷恋上了由布尔 (George Boole) ，弗雷格 (Gottlob Frege) ，以及罗素 (Bertrand Russell) 和怀特海 (Alfred North Whitehead) 发展出来的逻辑。先探究逻辑，然后普遍化成为语言哲学，这已经在盎撒大地上成为了第一哲学。从这个角度看，黑格尔的逻辑（可以说是他哲学的核心）要么是一种退化，要么（在所有黑格尔逻辑谈论辩证法的地方）几乎不能让人理解。而且，黑格尔文风的晦涩使得拒斥黑格尔哲学变得极为简单。毕竟，谁知道他究竟在说点什么？

怀特海《过程与实在》丨Free Press

在美国，复兴黑格尔在近几十年来逐渐有了起色，这也回应了上文的大部分抱怨。罗伯特·皮平 (Robert Pippin) ，特里·平卡德 (Terry Pinkard) 和韦斯特法尔 (Ken Westphal) 引导了这次复兴。最近，布兰登 (Robert B Brandom) 评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1807）的大作《信任的精神》 (A Spirit of Trust）(2019)，不仅解释了黑格尔，还进而阐述了一种虽然仍植根于语言哲学、但却将黑格尔奉为（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始祖的哲学。

皮平和平卡德发起的运动，他们一些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的作品，是为了阐述一种「非形而上学的」黑格尔解读。这种解读将黑格尔哲学看作伊曼纽尔·康德的拓展和激进版本，强调了黑格尔和康德相同的方面，即对于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批判。那种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相信，主宰着世界的基本真理，能通过理性本身被先验地知道。皮平他们说，黑格尔并不是在探索什么超感性现实。反之，他是在探索我们用来在世界中思考、行动的各种范畴。

精神也不是什么在世界之上的超越实体 (transcendent entity) 。它也不仅仅等同于物质世界。反之，精神等同于社会的世界 (social world) ，尤其等同于规范性的结构 (normative structures) 。这种结构组成了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尤其组成了人类理性。这种规范性的结构必须体现在物质条件和活动中，但它们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用自然主义的方式描述的（也就是，非规范性的）物体运动。象棋就是规范性结构的一个例子。一个行动，比如说移动一次象棋，不能仅仅等同于在空间中的一次特定运动。因为首先，进行一次移动并不一定需要具体的运动，因为我们不仅可以用各类棋子来下象棋，而且还能不用任何棋子来下象棋。（例如，我们也可以仅仅想象说「黑兵从A5移动到A6」。——译者注）其次，必须由一个行动者 (agent) 来移动象棋，这个行动者必须遵守一些被广泛承认的、经过历史发展的规则。黑格尔讲的这个故事，有关于精神如何发展，就是在讲规范性结构的进化。这些规范性结构在人类社会的构造和相互作用中得到实现，同时也控制了它们——这使得理性的思考成为可能。

语义理论：黑格尔复兴的关键

这样看黑格尔的计划，就能解决黑格尔主义系统中虚构的形而上学浮夸：它不是在介绍某种其他世界里的实体或领域，而是在尝试组织起（理论的和实践的）知识。这些知识随着历史不断累积，与我们身处其中的可感知的、社会的世界有关。黑格尔主义的系统也不是先验的：黑格尔显然允许范畴表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因为世界就是用这些范畴来说明的。那也就是说，康德认为构成思维的范畴表是固定的、不可变的——仅仅是被给予给我们的——黑格尔却承认，人类思维随着时间不断发展、精炼，这种进展不仅仅依靠新的特殊事实，而且依靠使用新方法重新组织这些事实，重新展现、甚至创造新类型的事实。我们的范畴还有不少辨证发展的空间，足以容纳那些能引导新思维方式的科学发现，例如牛顿力学的发展。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意识，对许多人来说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被英语哲学界内主流的反历史方法搞得眼花缭乱。

然而，在英语分析哲学界内，对于黑格尔主义的真正复兴，需要克服最初启发了分析哲学的原子主义、基础主义。从这里看，丝毫不像个黑格尔主义者的塞拉斯 (Wilfrid Sellars) 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塞拉斯是个有趣的人，他认为自己是个分析哲学家：和Herbert Feigl一起，他起初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还编纂了分析哲学的第一本经典教科书，并在1950年创办了《哲学研究》 (Philosophical Studies) ，第一本显然专注于分析哲学的英语期刊。但是塞拉斯还广泛涉猎古今哲学，包括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他也没有像许多「分析」哲学家那样画边界。

在塞拉斯之前，「分析」哲学家极其严肃地对待「分析」：他们试图把构成我们知识和经验（或者说，世界本身）的基础「原子」分离开，然后说明知识、经验和世界的结构是如何根据现代逻辑的规则一点点建构起来的。他们想要从休谟 (David Hume) 和密尔 (John Stuart Mill) 那里衍生出一套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哲学。塞拉斯承认这种英语哲学界的经验主义倾向，他尝试把它导向一种更精妙的康德主义阶段，以此应对这个事实：作为一切知识和经验基础的表征 (representationality) 或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从来不是原子化的，而总是系统化的，总是受限于规范和正确标准。

威尔弗里德·塞拉斯丨wilfridsellars.org

塞拉斯在他的论文《经验主义和心灵哲学》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1956）中攻击原子主义和基础主义。不论其长度，这篇文章作为一篇纲领，为20世纪中叶英语哲学界的主流认识论和心灵哲学开启了一种丰富的、复杂的修正版本。它精准地预见了20世纪晚期的许多发展。重要的是，在塞拉斯的观点中包含一种语义学理论，它与当时的主导理论之间的差异不多不少，恰好能允许塞拉斯的追随者开始运用黑格尔的逻辑，这是复兴黑格尔哲学的一大步。布兰登对于近来「非形而上学的」黑格尔解释做出的贡献是，语义学理论是黑格尔思想复兴的关键。让我们再看得详细些！

分析哲学的传统依赖于语义 (semantics) 的直接概念。句法 (syntax) 侧重于在语言内的 (intralinguistic) 关系 (wellformedness，构成合法语串的规则），语义学 (semantic) ——侧重于将语言表达的内容具体化——关心的则是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但是塞拉斯认为语义学完全不需要一种基础的词语-世界 (word-world) 关系。反之，一个表述的内容——以及一个概念或一缕思绪的内容——的关键在于它所承载的、与其他表述或思维之间的合适的推论关系。所以从根源上说，语义学有关于一种词语-词语 (word-word) 关系，而不是词语-世界 (word-world) 。

为了说明这种「推论主义」的意义理论，塞拉斯将推论的概念拓展为不仅包括了在形式逻辑中被探索的、形式上有效的推论——这些推论仅仅依赖于它包括的句法结构，因此，在这些推论中的非逻辑词语和该推论的有效性无关——而且还包括了材料的推论 (material inferences) 。材料的推论的有效性不由句子本身的句法保证。例如，从「球是红色的」推论到「球是有颜色的」，这在形式上并不是有效的，却是个完美的好推论。

塞拉斯认为，语义学不完全有关于语言内的联系，因为我们对于身边的世界作出的回应（这被称作语言-进入转换 (language-entry transitions) ，或观察报告）以及我们对被陈述了的意图和欲求作出的行动（这被称作语言-外出转换 (language-exit transitions) ），同样也是在意义构建中的重要元素。一个人如何与世界（以及其他人）交互，这对于解释一个人的信念和欲求而言很重要。结果是，一个词或句子的内容、一个概念或一缕思绪的内容，是由它们在一个复杂的语言经济学 (linguistic economy) 中的位置决定的，这种经济学包括了观察报告、推论、各种言说行动 (speech acts) ，等等，这都是对于正确使用的规范的回应。

这是一种整体主义的、非基础主义的语义学，因为在此没有能独立于系统中其他表述而确定其意义的表述。塞拉斯的年轻同事布兰登拾起了塞拉斯的思维之线，并强调了此事实：我们的概念拥有历史，这历史是一些故事，有关于它们如何拥有各种关系，这些关系使它们成为他们所是的概念。接着，布兰登用这种语义学解释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布兰登不仅包括了概念之间的质料联系 (material connections) ，而且还包括了质料排斥 (material exclusions) ：一个概念排斥的东西，或者与它在质料上不兼容的东西，也许比它的内容包含或被包含的那些东西更重要。例如，颜色不能有重量。一条鱼不能是温血动物。这种不兼容性帮助我们解释了黑格尔常常用到的概念「否定的规定性」。布兰登在《信任的精神》中写道：

作为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语义学原则，[黑格尔]认为，唯一一种理解一个确定的概念的方法，就是理性地重构一种在表达上不断进展的历史，规定这个概念的过程的进展历史 (expressively progressive history of the process of determining it) 。

这对我们的范畴概念来说也是如此——我们通过这些概念组织起我们的一阶概念库 (arsenal of first-order concepts) ——因为这些一阶概念可以直接应用于客体、事件，等等。例如，「这网球是黄色的 (The tennis ball is yellow) 」，「网球 (tennis) 」，「球 (ball) 」和「黄色 (yellow) 」都是一阶概念，应用于特殊客体。范畴的概念将其他概念分类进入概念的诸类别，例如「黄色是一种视觉的质；球是一种几何形状。」有各种不同类型的质——视觉的，触觉的，等等——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形状性质——球形、立方体、环面。通过直接联系黑格尔的思想，布兰登借此充实了塞拉斯最初的语义学版本。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布兰登说「理性地重构一种在表达上不断进展的历史，规定这个概念的过程的进展历史」是什么意思。

理解一个确定的概念？对其历史的「理性重构」

一个概念的内容由它在推论关系和现实应用的网络中的位置决定。在现实世界的应用中，这个概念起到了它的作用。哲学家的工作不是为大部分一阶的、经验的概念（比如说「品红」或者「大象」）规定内容。哲学家需要做的是规定范畴概念的内容，这些高阶的理念组织起了群龙无首的低阶经验概念：什么使得某物成为一个原因，或者成为一个实体。

我们用于应付身边世界的主观概念的内容并不固定。这些概念有几种变化的来源。经验是一个重要来源：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黑色天鹅之后，欧洲人的「天鹅」概念改变了。经验科学造成了大量的这类变化：比如说，对于「水」或者「物质」，相比于百年前的先驱们，我们如今拥有非常精致的概念。一般来说，经验使我们的一阶经验概念发生变化，但是范畴概念也会被影响。

所以，在探索的历史中，我们的因果概念和物质对象都变化了。对此，科学经验的探索并非概念变化的唯一来源，因为宗教与艺术的发展、政治与哲学的反思都会影响我们概念的不定轮廓。如今性别平等在西方被广泛承认了，虽然没有得到广泛实践——这就是一个相比于更早时代的重大变化。然而，问题是并不是所有概念都越变越好。例如，现在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认为，种族的概念在较晚时期才加入西方文化的词库中，而且它不是什么好东西。它导致了在人们之间进行武断的、令人反感的划分，并支持对一大群人进行非正义的压迫。但在理解当前社会结构和实践时，这仍然是个重要的概念。我们不能仅仅逃避它、不再用它。

这就是为什么布兰登（声援黑格尔）认为理解一个确定的概念需要对它的历史进行一次「理性的重构」。这种理性的重构，就是讲一个有理性的、基于证据的故事，关于这个概念为何、如何发挥当前的作用、具有当前的推论关系。在许多情况下，这故事会提供辩护，为了我们继续使用、发展这个概念。但有时，这故事可能会限制这个概念的应用领域，甚至使我们不再使用这个概念，将它的发展导向别处。还有时，这故事会使得我们名正言顺地抛弃这个概念、将其打入历史的冷宫，正如曾发生在「燃素」这个概念上的事。

Robert B. Brandom, Reason in Philosophy: Animating Ideas丨Amazon

被保留、发展的概念将会有一种「在表达上不断进展的历史」。那些我们（应该）抛弃或限制的，比如「燃素」和「种族」，则将不会有这种历史。一种在表达上不断进展的历史将会展现出这个概念的使用，随着诸历史阶段的演进，变得越来越好，其表述如这个概念在现实中那样稳定地进步（虽然可能不是没有偶然的倒退）。所以，在确定概念的内容时，查看词典的定义是非常差的方法。它们最多就仅仅是事物当前状态的一张快照。一个概念内容的真正规定性，应该是一种历史的解释，并能展现出这个概念如何在我们的行为经济学 (behavioural economy) 中具有当前的作用。同理，阐明一条原则的内容也是如此。当然，不是每个概念或原则都止于展露真相，因此不是对它们的每一种阐述都能止于对这概念或原则的辩护。在历史的任意时刻，某些概念可能正处于危险中，没有一种在表达上不断进展的历史能明确支持它。类似「燃素」的概念，或者类似「白人至上主义」的原则将会被这样说明：我们揭露出，它们难以被辩护。

在解释他的版本的「概念的辨证展开」时，布兰登将其与普通法中的司法推理进行类比。在普通法中的概念和原则从来都不被清晰、精确地表述。事实上，他们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确定，因为考虑到案件的细节，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判决，就不可能根据充足的细节具体地应用它们。也就是说，为了应对新的或者变化着的情况，它们必须受制于改动和细化。根据记录下来的案件事实和已有的先例，对于一个特定的案子，每个法官都有一个观点。关键是，一个法官可以决定一些先前的案件被误判了，有一些先例比其他的更有效。因而那个判决可能会被反转。没有限制，也没有一切都最终确定的终点，没有终极判决。

只要法官忠诚地致力于「判得正确」，不被私人的、政治的或宗教的考虑影响，普通法就会变得越来越公正。即使我们承认，没有理想的客观的判决。布兰登对于普通法建构的模型，期待着贡献者们忠于职守，致力于达到真理，促进人类繁荣。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不是一种特别抽象的哲学方法论，因为它是对于一个过程的理想化。通过这个过程，不完美的理性、有限的思考者能达到稳定的、持久的真理。在《信任的精神》中，布兰登告诉我们黑格尔的哲学包括

一种在道德上令人受到启发的语义学。为了正确理解具有确定想法和意图的情况，为了正确理解在判断和行为中，将我们用内容确定的概念规范互相联系的情况，我们互相承诺使用一种特定的实践上的承认姿态：原谅，忏悔，信任……如果要将我们正确理解为对话性的生物，我们就有义务建立起一个共同体，在其中，我们用宽容的回忆相互承认：被信任连结起来的、基于信任的共同体。

布兰登的解释与「非形而上学」黑格尔派的很像，但是在此隐藏着一些重要的形而上学承诺。注意：对布兰登而言，「概念」和「原则」是任意的：有（一系列）属于人类的，或者X的主观概念，是在特定时间、空间和文化环境中可指定的心灵表象。同时，又有概念，X的客观概念，彻底的真理，那一系列人类的概念以此为目标、理想。布兰登区分了（主观的）现实，在人们心灵中具体的、被包含的、本地化的概念和原则，以及（客观的）概念和原则的现实，在某种美好的意义上，在世界中「就在那里」，独立于任何思考者。布兰登认为概念和原则都有主观的和客观的现实——在这种意义上，像柏拉图。然而，根据布兰登的说法，概念和原则的客观现实并不在某个只能被纯粹理性直观看见的超感性现实中——在这种意义上，像亚里士多德。布兰登认为概念就嵌入在事物自身的形式中。他认为客观的、可感的世界「总已经是概念的（因此，归根结底可思考的、可理解的）样子，思考着的主体不需要做任何事，它就已经如此。对于思考着的主体而言，世界在原则上是可知的。」

如果在下雨，那么外面的东西必然湿了

深究这些论断，能帮助我们更深入探索布兰登的理论。构成概念内容的推论关系，也是模态关系 (modal connections) 。某些东西与一个概念的联系是必然的，或是仅仅可能的。可能也有其他的模态，比如某些东西大概或者一般与这个概念有联系，某些东西应该与这个概念有联系，或者某些东西不应该与这个概念有联系。在传统上，经验主义者追随休谟之先例，常常试图对于这些模态关系的客观实存表示怀疑，因为它们不能直接从感性经验中得到。布兰登的理性主义似乎没有理由怀疑这些模态性质和关系的客观现实在世界中「就在那里」。

事实上，布兰登不仅拥护了一种直接的模态实在论。他不仅认为模态的性质、在世界中的客体之间的关系（某物必然或可能与某物相联系）体现并规定了客观概念，他还认为道德义务上的 (deontic) 模态性质、我们对于世界中客体的概念的关系（根据一个人还想些别的什么，此人应该想什么，被允许想什么）体现并规定了主观概念。我们的认识论目标是达到某种一致：道德义务上的 (deontic) 模态性质、我们的想法之间的关系（例如，如果我们认为现在下雨了，我们应该也想到外面的东西湿了）和模态的性质、我们思考的客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下雨了，那么，必然地，外面的东西湿了）之间达成一致。对于我们正在思考的东西，如果我们思维中（道德义务上的）模态模式反映了现实的模态联系，那么我们就达到了真理。注意，这种一致只能达到这个程度：主观的概念是可变的，受制于不断地发展的规定性，而它们也不断地靠近它们试图捕获的客观概念。我们假定，客观概念（例如，在世界中真正的因果关系）不受制于变化：它是稳定的理想，一系列的因果关系的主管概念都以此为目标。

黑格尔是个观念论者/唯心主义者，不是因为他认为世界仅仅由心理状态构成。他是一个观念论者/唯心主义者，因为主观性和客观性本身都是由在各自领域中的东西之间的丰富的模态关系构成的。他是一个观念论者/唯心主义者，因为存在的结构和思维的结构是一样的，尽管用了不同的「钥匙」（模态的vs道德义务的）。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丨Wikipedia

当然，对布兰登的黑格尔解读也有重要的反对观点，尤其在那些强调黑格尔思想中的宗教和精神维度的人那里。布兰登对于黑格尔的上帝的解释语焉不详：

圣父是披着感性外衣的、受到规范支配的共同体的图像。这种共同体被诸多自我意识的个体互相承认的态度（带有信任的结构）综合起来。

对于黑格尔的目的论和历史的终结，布兰登在解释时也有困难。对于黑格尔系统的这些方面，布兰登几乎没有提及。

黑格尔在英语哲学界的复兴从社会和伦理哲学开始。在此领域中，黑格尔认为承认是人类社会的必要因素，这对于启蒙时期自由主义的近乎唯我论的个人主义是一次重大改正。非形而上学的黑格尔解读打破了理解黑格尔的当代障碍，展现了黑格尔不必被解读为试图复兴一种过时的理性主义本体-神学。同时，布兰登的作品说明了，在被英语「分析」哲学长期支配的地区，阅读黑格尔可以导向一种更深刻的理解：一种语言哲学。通过在黑格尔这里找到一种「给人道德启示的语义学」，布兰登将黑格尔摆在了英语哲学界的中心。

结语

黑格尔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虽然我同情对黑格尔的非形而上学解读，我也不相信我们可以忽视黑格尔作品中如此常见的本体-神学内容。任何从历史角度对于黑格尔的精确解读必须将其纳入考虑。但这不是我认为黑格尔最激动人心的内容。黑格尔对于哲学问题的结构的强大洞察力才是我最看重的东西。在我看来，常常为解释者带来麻烦的辩证法，其活力恰恰来自于坚持认为没有单独成立的概念。辩证法是对于更广泛语境的搜索，在其中，一些目标概念——无论它是高度抽象的、普遍的概念，例如存在，或者是一个有更具体应用的概念，例如感性确定性，艺术作品，或者法人——在捕获了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之后，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目标概念只有在其他概念的陪伴下才能好好完成它的工作，这引导我们去考虑他人。在形式逻辑中，可找不着这样的关系。当我读到黑格尔对一些哲学话题的处理，他的讨论（必须承认，常常晦涩难懂）中总会放出光芒。值得付出努力解读他长篇大论的文字，因为他能让我们瞥见那些被其他人忽视的事情如何「联系在一起」。/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Philosophia 哲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