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一份导论/ 翻译

如果投票\选票能改变任何事情，它肯定会变为非法之物。——艾玛·戈德曼，1921 

 If voting changed anything, they'd make it illegal.— Emma Goldman, 1912

妇女压迫的起源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男性理论家几乎没有讨论过妇女受压迫的情况。除了第二章中讨论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这个时代做出最重大贡献的男性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者[1]。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1884）1972）[2]。如选文41所示，恩格斯为妇女定位的压迫之根源并非在生物学上的，而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他认为，最早的人类社会——狩猎和采集社会——并没有形成基于阶级或性别的分层系统。更确切地说，ta们是在母系氏族中组织起来的，在那里，男人和女人在经济维生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狩猎和采集伴随着风险，难以适应大自然的变化无常，因此与后来的生产方式相比，它需要更多的分享或互助。他的分析是基于现有的文化人类学资料，如亨利-路易斯-摩根对美国本土部落的研究。正如第八章所讨论的，摩根的工作为一些美国女性主义者所熟悉，她们也对在这些部落中建立起来的、更好的性别平等充满兴趣（Landsman，1992）。

恩格斯认为，在以土地和奴隶的私有制为基础、并且将财产权和父权支配作为城邦权力根基的古代农业社会中，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是同时出现的。为了实现跨世代的阶级的再生产，私有财产必须传给自己的子孙。这就要求树立家父长制度来控制妇女的性活动，例如将有产阶级的妇女限制在家庭中，以及在通奸案处罚女性而不处罚男性的法律。因此，父权制——意味着制度化的男性对妇女和儿童的统治，以及妇女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最初是为了保护私人财产权和阶级特权而产生的。这样一来，恩格斯便将妇女受压迫的起源与阶级压迫的起源联系了起来。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之路要求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废除掉私有财产、推翻家庭和国家法律中的父权支配成分。

妇女的家务劳动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妇女与经济》（1898）提供了19世纪对家务劳动和照顾儿童的最坚实的女性主义分析。吉尔曼受到乌托邦和费边社会主义的启发，这些思想拥护社会生活的合作的、集体的形式，但拒绝采取革命的方法进行社会变革。然而，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都认为劳动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也是人类的幸福。像马克思一样，吉尔曼认为人类劳动在赋予人类生活意义上具有重要地位。性别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或她所说的 「性—经济关系」为《妇女与经济》（[1898]1966）提供了概念框架，这篇文章的选段可以在选文43中找到。

吉尔曼将妇女受压迫主要归结为她们受制于家务劳动和育儿工作。她的许多著作呼吁以更集中的方式提供照顾儿童、做饭和清洁的服务，使妇女能够在其他形式的劳动中实现自我。[3]选文42提供了她得到最广泛选文的作品——《黄色壁纸》（[1892] 1995）的摘录。这部女性主义小说强调了一些妇女在困于家庭并且很少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时候所经历的压抑——这种现象被半个世纪后的贝蒂·弗里丹称为 「无名的问题」（弗里丹，[1963] 1997）。

女性生活和劳动中的阶级差异

选文40是社会主义者艾玛·拉扎鲁斯（Emma Lazarus）在1883年所写的一首题为 「新巨人」的诗[4]。这首诗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诗歌之一，因为其中的诗句 「把你们那些人给我吧：那些疲惫的人，穷困的人，蜷缩的人......」被庄严地镌刻在自由女神像上。受威廉·莫里斯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以及亨利·乔治著作的启发，拉扎鲁斯接受了劳动对于自我实现和创造力的重要性，并哀叹于她所看到的残酷的阶级不平等现象。她在帮助工人阶级移民和打击反犹太主义方面的贡献在1944年得到了认可，当时国际工人组织（IWO）的犹太人民兄弟会艾玛·拉扎鲁斯分部成立。[5]

许多第一次浪潮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安那其主义的女性主义者都是劳工组织者，这些人的著作关注工人阶级和贫穷妇女的困境。选文44《密尔沃基酿酒厂的女奴》（[1910]1990），是玛丽·哈里丝·琼斯（人称琼斯妈妈、琼斯夫人）的作品，她是安那其主义的世界劳工协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为终结童工而斗争的社区活动家。选文48「劳动妇女和母亲」（[1914]2005）是由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所写，她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是俄国革命和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的关键人物。尽管她们的作品描述现实大于理论思辨，但她们都深刻地强调了20世纪初女性之间存在的巨大阶级差异。这些女性主义劳工组织者呼吁制定各种旨在帮助工人阶级妇女的政策，如保护孕妇的劳动立法、生育保险和国家补贴的儿童保育。

玛丽·哈里丝·琼斯 (Mary Harris Jones) 丨Wikipedia

直到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时期，人们才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之间进行区分。然而，克丽丝特尔·伊斯曼（Crystal Eastman）的著作几乎提前反映出了后来被称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伊斯曼是一位劳工律师、社会主义者、妇女参政论者，也是《平等权利修正案》在20世纪20年代首次颁布时的四位起草作者之一。她也是1907年纽约第一部工人赔偿法的起草者，如今该法已成为美国其他州法律的典范。在《论妇女与革命》（[1919]1978）的选文49中，伊斯曼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足以结束对妇女的压迫。她质疑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将阶级压迫置于性别压迫之上（over）的做法。像后来的一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们一样，伊斯曼要求对性别和阶级给予平等的考虑。

美国妇女运动中一些最有名的图景，发足于工人阶级的妇女在第一次浪潮中做出的斗争。每年3月8日的国际妇女节制定于1910年，是为了纪念女工的重大罢·工。它是由德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克拉拉-泽特金（Clara Zetkin）提出的，她因倡导妇女权利而在欧洲享有盛誉。「面包和玫瑰」这句口号，起先由詹姆斯-奥本海姆（1911年）作为一首诗发表，此后成为劳动妇女权利的颂歌。这首诗通常与1912年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的纺织女工罢·工运动联系起来，该罢·工又名 「面包和玫瑰花罢·工」。而这首著名颂歌的第一节，在选文46中能看到。

早期现代性中的爱情、婚姻和性实践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安那其主义女性主义者那时呼吁 「自由恋爱」或 「性-爱」，在那个时代，这意味着人们有权与其所爱的人发生性关系并结婚。她们还认为，由于妇女很少有经济独立的机会，她们是被强制地结婚以获得自身的经济保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左翼女性主义者中的一些人将传统婚姻比作一种卖淫形式。

关于卖淫形式，爱玛·戈德曼（Emma Goldman）的《贩卖妇女》（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1910] 1917）中的选文45，是在第一波浪潮的著作中最一针见血的名作之一。此外，戈德曼对那个时代的现行卖淫法加以严厉的批评。她讨论了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妇女往往会如何成为这些法律的受害者，而为性行为付费的富人却逍遥法外。她还指责那些富裕男性的妻子对妓女不屑一顾，对自身虚伪追捧的美德却赞赏有加。通过在贫困和/或妇女的贫困与就业选择层面探求卖淫的根基，戈德曼也就将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联系了起来。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安那其主义女性主义者是美国第一批主张妇女享有节育和堕胎权利的女性主义者。那时绝大多数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只支持自愿生育，或是不与丈夫发生性关系的权利。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节育倡导者——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是一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她作为护士为贫穷的和工人阶级的女性服务。正如选文50《我的节育奋斗史》（[1920]1974）所揭示的那样，桑格亲眼目睹了产妇是如何因分娩而死亡的、以及无节制的生育是如何危及这些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在这个时期，除紧急状况外，即便是已婚夫妇使用避孕措施也是非法的。由于避孕相关信息被视为色情制品，对其传播也是非法的。尽管如此，桑格还是发行了传授避孕知识的杂志《女反抗者（the Woman Rebel）》，并因开设节育诊所，为穷人和工人阶级妇女提供体检和节育小册子而被捕。许多年后，桑格创立了后来被称作是计划生育的组织。

早期现代性中生态女性主义的先驱[6]

两次浪潮之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安那其主义的女性主义

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安那其主义女性主义者将注意力转向大萧条、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遗留的巨大问题。战后，这些激进分子不得不与冷战和麦卡锡主义抗争：

20世纪30年代的激进主义集中在失业问题上，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集中在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上，实际上排除了所有其他问题。战后的1946—1960年是美国经济扩张和主导世界的时期，也是麦卡锡主义的猎巫运动所担保的冷战和超级爱国主义的时期。所有激进的和自由的团体都受到压制；而可能的妇女解放事业......与其他事业一起被扼杀。(Deckard: [1979] 1983: 316)

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是撰写于两次浪潮之间的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主义作品之一，此书于1949年以法语首次出版，于1952年以英语出版。在此书中德·波伏娃阐述了她的社会主义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她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1949/2011: 283，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第9页）这句话不仅阐明性别是被社会地建构的，还阐明女性是如何参照男性而被定义和区分的，而不是男性参照女性；女性是偶然\伴随的，是与本质的相对的非本质的[incidental,the inessential as opposed to the essential]。对德·波伏娃来说，他者性（otherness）是人类思想的一个基本范畴，影响到所有从属的群体（6）。

西蒙娜·德·波伏瓦 (Simone de Beauvoir) 丨南方人物周刊

存在主义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是由所做之事和行动方式来定义的。现实和存在是通过行动和介入（engagement）来表达的。对德·波伏瓦来说，家庭之中依据性别划分的世界削弱了女性在世界中行动和介入的能力。出自《第二性》（[1949]2011）的选文52，说明了家务劳动的周期性、重复性和不可视性所带来的存在论影响。德·波伏瓦的散文不仅抓住了这项工作的节奏，也抓住了家庭主妇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挫折和单调。德·波伏瓦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她如何阐明了人类意识的具身性和处境性，「据此，经验和感知从未完全脱离人类主体所卷入的血肉之躯，实际上也没有脱离它们所发生的物质环境」（Cavallaro, 2003: 15）。

这个时代的女性主义者写的小说、短篇小说和诗歌也捕捉到了女性劳动的存在论层面。蒂莉·奥尔森（Tillie Olsen）在她的短篇小说中对工人阶级妇女的生活和劳动的描写在第二次浪潮的女性主义者中最受欢迎。作为共产党员，奥尔森曾因组织劳工活动而多次被捕。选文51 《我想让你们北方的女人知道》（[1934]1990），说明她的作品不仅探讨了 「蓝领生活的破裂缝隙」，而且还探讨了边缘群体的沉默。事实上，奥尔森在强调多音性政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霍利，2007）。

晚期现代性中的女性工作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贡献是其对于女性在屋内和屋外的工作的分析。在晚期现代性中，它们提供了存在于工作场所中有关性别不平等的详细历史数据，同时也为如同工同酬、性别隔离职业等女性主义问题打下了理论的基础。[7] 因为它们将女性的家务劳动视为解放她们的主要障碍，还对分析「隐于家庭」的妇女劳动（Fox, 1980) 给予了莫大的关注。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基于如何去理解女性的家务劳作而产生的辩论被视为「家务劳动力辩论」，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辩论者。[8]

玛格丽特·本斯顿的《女性解放的政治经济学》（1969）例示了一个典型的第二次浪潮中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路径（见选文53）。根据本斯顿的说法，由于女性在历史中通常被归为承担家务劳动和育儿的主要责任的类别，因此男性和女性与生产资料之间有着不同的关系。这个差异的中心是围绕马克思对用于使用性生产[以使用为目的而进行的生产]和用于交换性生产[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的生产]之间所做的区分而展开的。屋外工作是用于交换的生产，因为这类的劳动力在生产商品的同时也会以工资的方式获得直接收入。与之相反的是，没有保姆或家政参与的家务和育儿则是使用性生产——指向了直接使用而非买卖的劳动。本斯顿将这种区别视为构成现代社会女性不平等的必需条件，因为使用性生产不仅是无偿的，而且对女性经济独立也是毫无推进作用的。即使是对职业女性来说，同时承受育儿和家务的重担也必然会抑制、干扰和减少她们工作的专注度和时间长度，从而使得她们在挣钱能力方面与男性相比处于劣势（不平等）。

《女性解放的政治经济学》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 Liberation) 丨Amazon

本斯顿对比了屋内和屋外的工作。例如，工人们在工厂里是以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分工一起工作的，然而家庭主妇则是相对独立的，这使得她们在政治上更难组织起来。在缺乏专业化[分工意义上]的家务劳作当中，女性通常被视为无所不能的超人——厨师、清洁工、护士和保姆——而不是公认的专家。反过来说，因为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长，作为家庭主妇的女性通常需要随叫随到式地照顾生病的家庭成员或是喂养嗷嗷待哺的婴儿。本斯顿的文章作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的不同之处，在于她将无偿的家务劳动视为主要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劳动。她没有强调它是如何服务所有男人，而是强调它如何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服务资产阶级，如提供一个在劳动力短缺或战争时期都可以调用的廉价后备劳动力——家务和育儿是无偿的。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海蒂·哈特曼在她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的不幸联姻：朝着更进步的联合》（1979）里批评了这一类别[上文的本斯顿]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从选文55里可以看出哈特曼运用了遮蔽主义（the doctrine of coverture）的概念、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绑定在一起的逼婚必然导致「不幸的婚姻」（1979: 1），马克思主义将终结女性主义的主导地位。如之前的伊斯曼一般，哈特曼论证道资产阶级并非是唯一一个将女性社会地位边缘化为家庭主妇后的受益者；相反，包括工人阶级在内，所有男人都是受益者。忽视这些性别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压根就是对性别问题这个房间里的大象选择「视而不见」。哈特曼的「父权制度下的资本主义」理论令性别-阶级 这个天平平衡了（1979: 30）。它要求验证社会生活的两个领域：生产领域（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和生殖领域（父权制统治的基础）。哈特曼口中的社会劳动力再生产实则有着二重维度。其一是日复一日的家务或育儿劳动，这使得打工人得以在家修复心之壁和体力以便加班每一天。其二是通过分娩和养育孩子来达到两代人之间的劳动力传递、增加与再生产的作用。任何社会的正常运转都建立在这二重维度之上。尽管马克思对生产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需要对两方面都有研究才好更加有力地揭露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之间龌龊的整体关系。

尽管处于晚期现代性的许多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作品结合在一起，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方法是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的《母性[Mothering]的再生产：精神分析与性别社会性》（1978）。她这本书的摘录可以在选文54里找到。乔多罗的理论建立在克莱因的新弗洛伊德客体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在（克莱因的）理论中，婴儿或孩童在与其主要的情感客体——母亲——分离的过程中、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性别化的社会心理（psychosocial）取向。她将这些社会心理取向与性别角色理论、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工具性角色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基础，而情感性角色为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提供了基础。

《母職的再生產：心理分析與性別社會學》（張君玫譯） 丨蝦皮購物

[工具性角色：在性别角色理论中，这是分配给男性的非人格的和面向任务的角色，与女性扮演的动感情的、情感性的角色形成对比。情感性角色：在性别角色理论中，动感情的、面向人的、照顾别人的角色分配给了女人，与分配给男人的非人情的、工具性的角色形成对比。——来自术语表，译者在此复读补充]

乔多罗认为，正是女性在主要地负责抚养孩子并为其提供「情感纽带与扩散的、多方面的、持续的个人关系」，这些东西帮助孩子形成「核心性别认同」和「自我意识」 ([1978] 1999: 3)。尽管所有婴儿与孩童都必须与其主要的照顾\护理者分离，才能开始成为独立自我的过程，但是女孩和男孩以不同的方式体验这种分离。因为男孩必须与他们的母亲分开，以便承担成年男性的性别角色，他们打破了情感（情绪）[affect（emotion）]和性别角色学习之间的纽带。这种破裂使他们能够成为独立的社会行动者，参与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非人情的、工具性的或以任务为导向的社会行动。相比之下，因为女孩扮演成年女性的性别角色，情感和角色学习之间的纽带得以保持。女性视自己主要地与其它人联系在一起，她们的社会行动比男性选择的更具人情、更有情感、更面向人（people oriented）。通过这种分析，乔多罗将性别角色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联系起来。

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的智识根源通常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以及他对努力的有利位置如何影响这一奴役关系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用这些见解来讨论工人阶级的立场。将这些见解应用于女性，对于女性主义者而言只是逻辑上的一次飞跃。选文58来自多萝西·史密斯的《有问题的日常世界：一种女性主义社会学》（1987）。史密斯作品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她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民俗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也译本土方法学、常人方法论）交织在一起。史密斯强调了，从日常生活的立场和实践开始研究、如何标志着对于更传统的社会科学的程序（或她称之为「知识的客体化[objectified]形式」）之偏离（Mann and Kelley, 1997）。她强调了人们凭借其具体的日常经历所拥有的知识是最简单的「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对于我们做什么、如何做事、如何完成的了解，比如去哪里购物、如何乘上一辆巴士、如何洗碗、弯腰清扫地面等（D. E. Smith, 2004: 265-266）。她认为，这种知识很少作为话语讲出来使用，因为它被视为无趣的、无关紧要的或例行公事罢了。

史密斯分析性地区分了「超地方（extralocal）」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D. E. Smith, 1990: 18）。后者是从属的、被压制的和被忽视的，尽管它是其上级的社会地基——被当作理所当然的社会背景。如果我们从妇女的日常生活出发，就可以看到她们是如何被分配了照顾男人、孩子、老人身体以及她们自己的身体的工作的。她们还被指派为这些活动发生的地方——即家庭——而负责。妇女的日常工作不仅将男性从这些任务中解放出来，而且妇女在这项具体工作中越成功、它作为独特的社会劳动对于男性而言就越发成为不可见的(D. E. Smith, 1990: 19)。男性创造的传统知识形式既不能理解妇女的立场，也不能理解日常生活的世界。史密斯将她的工作称为制度族群学\民俗学（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因为它研究了日常生活的场景是如何编织成更广泛的社会组织之形式的——从家庭的日常实践，到当地社区与学校的日常实践，再到更大的官僚机构与国家(D. E. Smith, 2005; Grahame, 1998)。

由于立场理论和后现代认识论经常被混淆，贯穿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立场理论方法的一条共同主线是它们对后现代认识论中判断相对主义的批判。在《在后现代主义之后讲述真理[Truth]》（1996）和《文本大陆中的正午》（1993），多萝西·史密斯嘲笑了后现代相对主义在政治上的无能。她认为，如果知识要对政治产生影响，就必须存在一种叙述[account]能使另一种叙述无效化的实际可能性。在选文59，「福柯论权力：一种为了女性的理论？」 ([1990] 1993)，南希·哈索克在区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立场理论与福柯的权力方法论时，指摘了后结构主义在政治上的无能。她视社会思想中的后现代转向为一种「危险的方法\路径」，因为任何边缘化[marginalized]群体都能采用接纳之(546)。她特别地批评了福柯的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t]方法只关注对于权力的抵抗，而不是对于现存权力关系的变革转换。哈索克讨论了一种「为了女性的权力理论」（553）应如何引领一种对于社会变革的要求\号召、以及引领一种关于改变现存权力关系所需手段的愿景。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环境问题植根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她们认为资本主义贪得无厌地追求私人利润是环境恶化的主要来源。这并不意味着前工业时代没有对环境进行掠夺。然而，这些前现代的环境问题与自工业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的几个世纪里发生的大规模环境破坏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相比之下，安那其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一样，都有环境恶化的问题，并指出了诸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这样的生态灾难。她们通常支持以地方和社区政治为中心的小型、分散、民主的社会组织，认为大型、集中、官僚的形式与她们的目标背道而驰。诸如「小即是美」或 「简单生活」的口号，在她们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Merchant，1995）。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通过论证绝大多数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无法在地方层面得到充分解决，来反驳这种安那其主义对小规模和地方的偏爱。其指出，各种污染都溢过地方、区域和国家的边界，并认为像酸雨、臭氧消耗、核灾难和全球变暖这样的问题根本无法通过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方案解决（O'Connor, 1997; Merchant, 1999）。

在由安那其主义理论家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创立的社会生态学研究所，Ynestra King教授了美国的第一门生态女性主义课程。King的方法不是参与她所认为的生态女性主义者之间的自相残杀的辩论，而是更具有包容性。在选文57《女性主义和自然的反抗》（1981年）中，King呼吁生态女性主义者从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物质主义方法以及激进的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文化和精神方法中获得启示。她认为，虽然女性和男性一样理性，正如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所宣称的那样，但她们不应忽视文化的女性主义者所强调的情感方面。她呼吁将这两种观点合并。「为了实现其解放的潜力，生态女性主义需要提出一种理性的改造，将精神和物质、存在和认识结合起来。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承诺」（King 引述于 Merchant, 1999: 202）。

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 丨Wikipedia

与King呼吁精神和物质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融合相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对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神话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选文60引用了 「赛博格宣言和断裂的身份」，来自她的书《类人猿、赛博格和女性》（1991）[9] 。哈拉维呼吁发展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以分析从现代工业社会向新的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新的后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转变。她所说的 「赛博格 」是指一种部分是人类/部分是机器的传说生物。赛博格是技术官僚主义方法的一个隐喻，它错误地认为科学可以解决所有的环境问题。哈拉维将这种技术官僚主义的方法与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愿景相对比，后者认为妇女应通过拥抱女神崇拜并拒绝科学、技术和工业来拯救地球。哈拉维认为这两条道路对妇女和环境都是危险的。然而，如果被迫选择，她认为非理性的、反科学的、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者的道路在政治上更加反动和无效。

本章介绍了一系列带有马克思主义和安那其主义等旧左翼理论印记的女性主义著作。读者可以看到，新旧左翼提供的概念工具对于理解妇女的压迫——其历史渊源以及妇女的劳动以各种形式在现代社会被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所剥削——是多么有价值。此外，新旧左翼带来了女性主义思想的新方向，从发展立场理论到看待妇女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新思路。/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Philosophia 哲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