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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生命的痛楚与颠簸所束缚,「生活就如同骑在野马上挣扎」,维吉尼亚·伍尔夫在她1931年的作品《海浪》中这样写道。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有人不这么认为。
出生在俄国的科技创业者,瑟尔基·法吉 (Serge Faguet),自称是一名「极端生物黑客」。他想要像驯服一匹野马一样,驯服自己体内的生物化学机制:通过长生不老药一般的药品、植入物、医疗监测装置以及行为学「奇技」,来最大程度地优化自己身体中的生化反应。他的个人追求是成为「摆脱生物学极限,遍布宇宙的不朽后人类神」之一。在这场个人征途中,法吉自称已经花掉了将近二十五万美元。他的开销中,还包括花钱「与时装模特性交,这样就可以省下约会时间,把精力放在其他更要紧的事情上」。
这些超人类主义者心目中人类的理想状态,如同达芬奇画笔下的《维特鲁威人》在资本主义晚期的版本:一个装备着认知强化、躯体强化的超级人类个体,已经升级进入了一种力量与权力均无懈可击的状态。这个超级人类斩断了一切依靠,甚至无需劳烦女性就可以繁衍后代。在这些超人类主义者的蓝图中,「不朽」听起来就像是大男子主义横行到了未来一样。
但是,超人类主义者的警示意义并不在于它暴露了富有白人男性的傲慢。而是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范式案例:当几个世纪以来的哲学思想沉积而成的特定心态登峰造极时,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对于肉体的恐惧、对于超脱肉体的渴望,深深吸引着自柏拉图起世世代代的哲学家们。这样的渴求与对女性的恐惧、对控制女性的欲望齐头并进。
在对话录《蒂迈欧篇》(Timaeus) 中,柏拉图将他心目中理想的、非物质的形式比作纪律严明的父亲。这位父亲将秩序强加于所有难以管控的物质的「事物」。然而这些事物,正好是「所有被创造的、可见的、可觉察的事物的母亲与载体」。在这一段论述中,柏拉图使用了一种陈词滥调来抑制对于肉体的焦虑:把心灵(理性的、超然的、神圣的、符号意义上象征男性的),从肉体(情感的、混乱的、孱弱的、符号意义上象征女性的)上凿下来。
柏拉图的精神遗产流传到了中世纪,而形式与物质之间的分裂也奠定了基督教的道德特征。人们认为,人类拥有不朽灵魂。这颗不朽的灵魂受到理性与克制的庇护,免受尘世欢愉的堕落影响。作为男人性欲的假定目标,女人与女性肉体则自然背负着符号学意义上的罪恶重担。比如说,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就惩戒过自己,因他年轻时曾反复屈服于淫欲冲动。他在《忏悔录》中写道:「那个不检点的女人看见我魂不守舍,用肉欲之眼引诱了我。」
随着现代性与启蒙运动,这种超脱物质的渴望演变成了一种科学与理性的自觉探索。精神上的超越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如何在自然世界中「一览众山小」。弗朗西斯·培根是一位博学家,也是科学方法论的先驱。他尤其喜欢使用带有性隐喻的意象来捕捉自然与其观察者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心灵与自然之间建立一段贞洁合法的婚姻」,他在1608年出版的《哲学的反驳》(The Refutation of Philosophies) 中这样写道;自然,毫无悬念是这段婚姻关系里乖巧的妻子。对于培根来说,「优秀的科学家是一位殷勤的追求者」。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哲学家吉纳维夫·劳埃德 (Genevieve Lloyd) 也曾在1984年出版的《理性的人》(The Man of Reason) 里写道,自然是「神秘的、冷漠的,但最终无论如何,都是在很大程度上可知的、可控的」。
这也难怪女性主义思想家们常常对「理性至上」表示怀疑。理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按照一张性别色彩浓重的蓝图修筑的。不过,这些思想之间的和解也许近在咫尺了:在女性主义者对心灵与物质的二元分割进行批判的同时,一些哲学家与科学家正在试着把这两者重新联结在一起。关于人类认知的新发现与新理论都表明,像肉体、情感与欲望这些被部分女性化的领域,不仅仅影响了我们思考的方式,它们同时也是组成思想本身的重要元素。所以,尽管有些人可能依旧在期望逃脱我们充满缺陷的肉体,但我们至多只能达到美国生物学家、女性主义理论家唐娜·哈拉维 (Donna Haraway) 所说的「接纳烦恼」:不用逃离、不用超脱,与我们麻烦的身体好好相处便可,然后慢慢突破身体的限制。
- Marcus P. -
我们对「思想」的看法是充满政治色彩的。这一点在现代心灵研究的伊始就有所彰显。1643年,波西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在写给勒内·笛卡尔的信中质疑了笛卡尔对于认知的解释。她那种自轻自贱的姿态,每个曾大胆批驳权威的女性都很熟悉:她们都知道,开始争辩的最佳方式通常是先安抚他们的自尊。
不幸的是,伊丽莎白认为她家庭生活的节奏根本不允许她拥有冷静的沉思;笛卡尔宣称,这种冷静的沉思是哲学研究成功的关键。伊丽莎白写道:
家族的生计(我决不能忽略),人与人的交流,还有我的社会责任(我无法避免),在我脆弱的心灵上施加了太多的烦恼与倦怠,长期以来我都无暇顾及其他事情。若我无法领悟您的思想,使您倍感失望,希望您能原谅我的愚蠢无能。
家族的生计(我决不能忽略),人与人的交流,还有我的社会责任(我无法避免),在我脆弱的心灵上施加了太多的烦恼与倦怠,长期以来我都无暇顾及其他事情。若我无法领悟您的思想,使您倍感失望,希望您能原谅我的愚蠢无能。
但她对笛卡尔的回复言辞之犀利,恰是弱智愚蠢的反面。在1641年的《第一哲学沉思录》中,笛卡尔声称心灵与身体由两种不同的实质组成。一种是非物质的、自足的,而另外一种是物质的、向外界延伸的。
伊丽莎白发现了这种二元论中潜藏的问题:像心灵(即「我思」)这样漂浮的、无形的东西,如何让身体这种截然不同的事物,做出各种举动呢?笛卡尔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提供一个解释,认定心灵与身体之间存在某种媒介使二者可以互动;要么就承认心灵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它就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是从物质中诞生的。第一个选项看起来有点儿奇怪,而且展开而论过于庞杂;而后者则剥夺了心灵活动的一切效力,因为原则上说任何心灵活动都可以由底层的物理过程来解释。
在今天,这种理解心灵与身体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在对心灵的哲学、科学研究中,仍然保持着主导地位。如今,「物质」的领域指向大脑:身体感知外界环境,把信号输入大脑,并对外界作出反应。而与之相对的「心灵」,如今则被认为是一些难以阐明的现象,比如心理特征与意识。
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以及实验者开始使用「计算」这个隐喻来解释笛卡尔的二元论。大脑就像一台有章可循的机器,其机制可操控抽象符号与内部表征:这些符号、表征以某种方式,通过我们的感知从外部世界进入觉知中。这些感知被转化成信念、意向或欲望等内部状态,然后再由算法转化为行为。可以肯定,大脑需要身体,但大脑需要身体的方式就如同寄生虫需要宿主,或者软件需要某种硬件来运行一样。
生物黑客创业者法吉抓住了这种观点的精髓,他这样写道:「你是一个由演化打造的生物学机器人,可被破解,可被程序控制。你只是在执行一些程序。这就是你,接受现实吧。」
但是心灵与物质的割裂,与后继的「认知与计算」,并不是试图理解思想本质时逻辑推导的必然结论。它们更像是出发点,或者一种基础的直觉,而且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直觉。比如说,伊丽莎白就告诉笛卡尔,相比二元论,她更倾向于物理还原论:「我宁可承认灵魂属于物质,有广延,也无法接受非物质的东西能够导致身体动作,或受到身体作用。」她关于家务事的小插曲也是狡猾的批评。通过亲身经历,她知道作为一个女人所需要承担的繁杂劳务会削弱她的身体,并影响到她思考的能力。
伊丽莎白曾在比利时的一座温泉小镇卧病,两年后,她也曾写下相似的内容。她的生病经历让她开始怀疑笛卡尔的断言:美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精神力量是否服从理性的冷酷指挥。「一个人真的能仅仅凭借完全取决于意志的东西,到达你所谓的至福境界吗?对此我依然深深怀疑。」她如此说道。伊丽莎白相信,要做好一件事,有很多条件我们无法掌控,比如说:没有太多负担,良好的教养,以及健康的身体。
伊丽莎白不只是简单地否定笛卡尔的观点,她此前还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而非一味重申主观意见。这是因为她特定的生活经历使她倾向于发展出与笛卡尔不同的直觉,这些直觉给了她很好的理由去质疑二元论是否可信。就像牛津大学的哲学家阿米亚·司里尼瓦桑 (Amia Srinivasan) 所说,我们生活中经历的种种偶然性——曾塑造我们的人,我们克服的挑战——无一例外地塑造了我们的判断直觉:什么样的言论有说服力,什么样的言论是值得怀疑的。
在我看来,伊丽莎白作为女人的经历让她无暇忧虑身体与物质之间的巨大割裂。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她和很多女人、历史上被压迫的人们一样,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弥合紧闭的内心世界与遥远的外在世界之间的巨大分歧。相反,伊丽莎白更关心的是如何在被世界不断索取的同时,「保存」内在的自我;如何维护自身权利来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并拥有多项截然不同的事业,以及如何在剥削制度的社会中,开辟出一片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天地。
哲学家们常常沉浸于把人类和「非我族类」者(僵尸、蝙蝠、人工智能、章鱼和外星人等等)进行对比。但与此同时,他们更难注意到那些与他们朝夕相伴的复杂生命。这些复杂生命跟他们一样,会走路,能说话,也能描述自己的主观体验。但直到最近,她们都未被给予完整的、真正的人格 (personhood)。将女性边缘化有诸多害处,危害之一是,它可能导致未经审视的设想和未经质疑的理论盛行。而女性主义理论关心的是父权社会的运作和女性的解放,也正因此,它可以成为揭示这些害处的有力工具。
法国哲学家西蒙·德·波伏娃在她的经典作品《第二性》中,就用女性主义的策略,向启蒙哲学的基石——「有知的人类主体」——发出了宣战。她在书中这样解释同时期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的话:「人不是一个自然物种;人是一个历史概念。」德·波伏娃认为:「人类主体」并不是一个自古就有的普世概念——这个概念只不过是社会对女性系统性贬压带来的副产品:
对女性的贬压象征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必然时期,因为女性的特质对应的不是她本身的正面价值,而是男性的弱点;她象征着自然中那些令人不安的谜团。当男性将自己从自然中解放,他同时也将自己从女性的掌握中解放。换句话说:女性是「人类」的衬托。她是「她者」,拥有着「非人」的特质;因此,男性可以指着她,并窃窃私语:感谢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她们。
所以,德·波伏娃那句常常被引用的名言,「一个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性,她是『成为』了女性」,并不只是在说女性的思想和自我是社会建构的。实际上,她是在更有力地指出: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正是为了让男性可以成为人类。人类有能力进行笛卡尔式的理性思考,知晓真相,清晰洞察,而「她者」则与非理性、情绪化和含糊不清相伴。人类拥有文明和教养,而「她者」则与自然和物质紧密相连。人类有着锋利且强大的思想,而「她者」则只有肉体。德·波伏娃写道:
男性自傲地忘记了一点:他的身体还包括了激素和睾丸。他将自己的身体视为自己与世界之间的一个直接且正常的连接,也相信他对世界的理解是完全客观的。然而,他眼里的女性身体就是障碍,是牢狱,被自己所有的女性特质所拖累。
美国哲学家玛莎·纳斯邦 (Martha Nussbaum) 在2013年出版的《政治情感》(Political Emotions) 中进一步展开了德·波伏娃的分析。纳斯邦引用儿童和发展心理学中的例子,指出人类境况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对自身脆弱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是改变和控制现实的渴望。她认为,这无法逃脱的束缚使任何人都自然倾向于自恋、自恶。我们厌恶自己必然死去的肉身,厌恶自己作为生物的有限和脆弱。因此,我们使人顺从,以此将我们想要否认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特质,都映射到别人的身上——她们是卑微的、动物性的、「她者」的;而我们则超越了这一切,成为了伟大的、真正的人类。
带着这些论据,女性主义者们似乎就要面临艰难的抉择。一方面,他们可以主张提升女性被贬低的地位,从而上升到完全解放和理性的人类境况;这是一种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 这样典型的自由女性主义者会采取的策略。正如男性的身份不由身体定义,女性也该如此。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也可以拒绝承认「人类社会充满绝望的腐败和父权」这样的主流观点,并提出我们应该拥抱「女性」属性中的特质。
美国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 (Carol Gilligan) 用的就是后一种策略,她在1982年出版的女性道德推理研究著作《不同的声音》(In a Different Voice) 中指出:在思考道德问题时,女生的考虑会倾向于涉及关怀和情感关系,而男生则会透过正义、理性和个人主义来分析问题。生态女性主义者们则采取了一种更激进的策略:他们将「 地球母亲」的哺育能力与具象的、「母性的」特质(例如生殖和抚养能力)联系了起来。但美国演化论学者琳·马古利斯 (Lynn Margulis) 犀利地提出:在当下这个生态环境并不稳定的人类世,我们其实更应该将盖亚——我们的地球母亲——描述成「坚韧的泼妇」。但不论采用哪种策略,我们都掉入了同一个陷阱:我们将身体当成了原始的、不变的物体——一种基质、一种不能被改变或质疑的「既定情况」。
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陷阱」帮助女性主义将性别 (gender) 和性 (sex) 分开:性别是鼓励女性去扮演的一系列社会角色和行为,而性则是生物意义上的。将女性境况分割成性别和性,让激进分子们有途径去论证社会规范的作用,并迫使政治权威放弃「与生俱来」的论点。
毋庸置疑,这个策略是变革性的,但它也有它的代价。例如,「身体」变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物体:它有深刻的重要性,同时又被遮蔽着。女性主义者讲述了她们的身体是如何被审查,被表现,和被符号化的,但这让我们无法公开地用科学、客观的语言来讨论与具身化有关的问题,仿佛这样做会把决定论这个魔鬼从罐子里放出来。批评者已经正确地认识到:生物和科技都已经被多次用作武器,只为满足男性的需求和欲望。这些做法当然是需要质疑和批评来纠正的,但这些质疑和批评最终却从内部削弱了女性主义对科学进程的影响。此外,如果女性主义者想要革新男女关系的某些方面(例如抚育后代、职场关系和性别取向),就只能将追咎的矛头指向性别,而非性。就这样,从自然决定论到文化决定论,我们焦虑的对象变了,可两者都是站不住脚的论断。
与此同时,正当女性主义者们认为我们的生物性是「无可救药」的,因而将注意力从生命科学上移开时,生物学家和演化心理学家们则继续拓展他们的影响力,吸引大众和政客的眼球。性,变成了女性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正如美国生物学家和女性主义理论家安妮·福斯托-斯特林 (Anne Fausto-Sterling) 在2005年写道:
我们曾以为性别是我们的的盟友,所以把性降低到了生物和医学的领域,但生物学家和医学家们却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把性拓宽到了性别的领域。我们再一次认识到:激素使得生来就更独断的男性占领职场的顶峰;强奸是极难改变的行为,因为它已经以某种方式固化在了男性的大脑中;精子和卵子的相对大小决定了男性生来就倾向于一夫多妻,而女性则生来就习惯一夫一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换句话说:女性主义对身体——尤其是生物角度上「性的身体」——的工具主义科学解释心存疑虑是可以理解,但这种存疑是缺乏远见的。
物体不为我们所见,并非因为它们不在我们的视线之内,而是因为我们未将自己的心灵和眼光聚集于它们……如果想要看到某物,我们就要为它着迷;这时,除了它,我们就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了。
*译者注
旧名Beatriz Preciado,曾经是生理上的女性,在改变生理性别(性)后自认为是跨性别者。
佩西雅多讲得非常清楚:他想要的不是任何从一个性 / 性别到另一个性 / 性别的「标准」过渡;他并没有把女性的外壳剥去,来展露所谓被隐藏的、真正的「男性本质」:
性的真相,并不需要我们去揭露;它是一场关于性的设计...... 我并不想改变我的性,也不想宣称我觉得我的性有多么不自在。我不想要让医生来决定:多少睾酮比较适合改变我的声音和让我长出胡须;我不想让人摘除我的子宫和乳房。
身体成了一种可塑的基质,佩西雅多可以摆弄、修补它,而不是控制它,或改变其构造。
- Cristian Palmer -
原文:
https://aeon.co/essays/feminists-never-bought-the-idea-of-a-mind-set-free-from-its-body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Philosophia 哲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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