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各界对民办教育有哪些关注？

非学科校外培训治理要分类精准施策

随着“双减”工作的深入推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发展引起了各方关注，相关治理工作也列入了今年多个部委的工作要点中。刘林在日前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中呼吁：非学科校外培训治理要分类精准施策。

据此前调研，全国目前有涉及非学科类校外培训业务的机构30万家，其中兼营性质（依托体育、科技、文化等本行业主体业务，开展体教、科教、艺教、产教融合业务）占机构总数一半以上，大大小小的专业门类千余个，从业人员数以百万计。非学科校外培训做为校内教育的有益补充，不仅缓解了校内非学科教育师资、场地、经费不足与群众子女广泛、多样需求之间的矛盾，而且为广大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拔尖创新人才的个性化成长、人口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相关产业发展、专业人员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不容忽视的是，当前非学科校外培训发展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方面主管政府部门不明确，行业管理不到位，市场准入与监管制度不健全，对一些有必要实施许可证的事项没有建立审批制度，价格监测与指导机制不完备，质量认证、信用评价机制缺失；另一方面，一些机构不规范、不诚信办学，虚假宣传、价高质低等侵害消费者利益的问题时有发生。去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大幅压减后，少数体、艺类机构（前一轮对18.48万机构清查中发现了52所）以应试、过考为名借机涨价，一些资本有意投向素质类、职业技术类机构可能会引发过度逐利的潜在风险。针对上述老问题和新苗头、新风险，刘林建议政府部门应立足防范风险，应抓早抓小，及时采取必要规范措施和引导手段，促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健康、持续发展，防止重蹈学科类校外培机构大起大落的覆辙，减少社会风险和各方损失。

学科教育与校内教育同质化特征强，而大多数非学科校外培训与校内教育差异性大，互补性强，且不属于刚需，不会造成内卷。参加与否，家长、学生可以凭个人兴趣、家庭经济状况自愿选择。因此不应简单照搬照抄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的目标与办法。应当看到非学科校外培训的特殊性质与积极作用，以引导其有序、健康、持续发展为政策目标，千万不能图省事，不去想办法引导，一减了之，更不能片面夸大其负作用，一棍子打死。非学科校外培训门类众多，专业性强，应当根据各学科门类的不同特点。实行分类管理，精准施策。对其中与中考、高考关系密切的非学科，为去除应试化倾向，可严格参照学科类进行管理。对于其他门类的非学科校外培训，应当遵循发展规律和实际需求，以多样化手段引导其健康发展。为此刘林建议，要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进行精准的分类施策。

另外，要抓住关键重点，强化监管规范。要从明确业务归口主管部门入手，对必须监管的重点科类，从规范机构设置标准、从业人员资质等方面入手，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同时，针对非学科校外培训的老问题和新苗头，从健全预收费资金监管机制、收费标准公示办法、招生宣传广告备案制度等方面着手进行规范。同时建立价格动态监测机制，必要时依照《价格法》特别规定进行及时调控。非学科校外培训机构众多，形式多样，市场化程度高，情况复杂，全部全面全方位实施监管，行政成本收益不成正比，应抓大放小，抓关键促规范，维护群众根本利益。同时刘林也强调，要强化引导引领，保障公益普惠。刘林说，要通过加强校外培训机构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建设，促使校培机构端正办学目的，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通过为普恵性校外培训机构提供参与学校课后服务的机会等扶持性政策措施，支持其向公益性、非营利性机构定位定性；通过支持行业组织研制服务标准、建立第三方质量评估和信用评价机制、实行黑白名单制度等行业自律手段，引导校外培训机构主动自律、健康发展。

经费保障成普惠园发展短板，建议合理分担成本

针对普惠幼儿园因经费得不到保障难以高质量发展甚至难以为继的问题，建议建立科学的教育成本测算办法，同时建立合理的办园成本分担机制。

经费保障机制问题影响普惠幼儿园高质量发展——“十三五”期间，幼儿园数量显著增加，幼儿园在数量上由民办园为主转变为公办园过半；普惠性幼儿园（公办园和民办普惠园）比例超过80%，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当前普惠性幼儿园发展中最突出的短板就是经费保障机制问题。”刘林表示，近几年，有些地方出于经济压力没有出台普惠性幼儿园经费保障制度，有些地方象征性给每名幼儿每月补贴几十元，有的大城市补贴多一些，但总体来讲普惠性幼儿园包括集体办的公办性质普惠园和民办普惠园经费收入普遍下降，大量园所处于维持性发展状态。

“业界许多人士担心，经费保障机制跟不上或者有保障制度但没有落实到位的话，在人工等成本不断上涨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普惠性幼儿园会处于低质水平和不稳定发展状态。”刘林认为，绝不能收费降了质量也降，这会使实施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政策成效、小康社会的建设成果受到影响。

刘林调研发现，这一方面是由于对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成本缺乏科学研究，特别是对质量水准与成本的对应关系缺乏系统论证，从而降价幅度大、补贴标准低，导致限价后幼儿园收入难以保障高质量发展，甚至难以为继。一些地方要求民办普惠性幼儿园收费标准与公办幼儿园一致，但生均补贴远低于公办园生均拨款，导致一些原来收费园降价后教师收入下降，队伍不稳，质量大幅下降，家长对比后反应强烈。

另外，缺乏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刘林指出，一些城市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十年甚至二十年不变，在成本不断上升之后，公共财政分担的占比也在不断提高。为了体现普惠性，对民办普惠园采取与公办园同样的收费标准，没有因事制宜因势利导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

测算成本不能拍脑袋决定——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建立科学的普惠性幼儿园教育成本测算办法。可以根据现行的幼儿园分级分类标准和质量评价标准，对普惠性幼儿园在划分等级的基础上分别计算出不同质量等级的普惠性幼儿园办园成本。“必须减少人为的干预，实事求是地进行精准、严谨测算，更不能不进行测算，直接拍脑袋决定。”

建立合理的办园成本分担机制。在科学测算基础上，根据普惠性幼儿园质量等级的不同，根据当地财政实力、居民家庭承受能力确定政府与个人家庭分担比例。考虑到公共财政性质，首先要确定处于当地平均质量等级的普惠性幼儿园的办园成本分担比例，对于处于平均等级以下的，政府应多分担成本，降低向家庭的收费标准；而处于平均等级以上的，可以适当提高家庭分担比例，提高收费标准。

应从过去重视对普惠率的检查，转向对完善经费保障机制等配套政策的督导。“要确保普惠性幼儿园的收费标准和政府补贴标准之和，不低于成本测算标准或者当地同等级公办幼儿园的生均标准（生均收费与政府生均拨款之和）。”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基本办学规律和主要发展特征。但是，由于历史因素，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薄、底子弱，特别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深入、不系统，致使职业教育成为我国教育体系中较为薄弱的一环。从政府层面来看，深化产教融合的运行机制尚需完善，主导产教融合的作用尚待充分发挥，产教融合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尚待健全；从教育系统来看，职业院校服务产业发展能力不足，专业建设、课程设置、教材等跟不上区域产业发展形势要求、滞后行业企业实际发展；从产业系统来看，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动力不够，缺乏合作热情。

为此，建议：

1.加快构建保障产教融合深入开展的法律体系。尽快修订《职业教育法》，明确行业企业举办或参与职业教育的责任、义务和政策保障，界定企业办学资质、主体地位的条件，促进产教融合深入开展。

2.进一步完善产教融合推动机制。切实贯彻全国职教大会精神，将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协调发展、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规划指标和发展目标。建立健全深化产教融合的支持政策、服务平台、保障机制，支持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统筹、指导和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3.把专业(群)、师资、培训高地建设作为推动产教融合内涵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建立以专业(群)为核心的产教联盟，打造区域相关行业企业、院校自愿组建的开放式合作平台，强化师资队伍专业技能和实践动手能力养成，围绕产业发展持续优化专业布局，推动原创性应用型科研技术成果落地、生根和产业化。

4.以平台、技术等为突破，促进协同育人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打造产业资源与教育资源互通流动的服务平台，发挥生产设备、生产工艺等行业资源与知识、科研成果、人才等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作用。拓宽产教融合途径，鼓励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共建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等产教融合项目，提高产教协同育人的效率和质量。

推动“双减”政策更加落实落地

“双减”政策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对于营造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生态具有重要意义，是保障教育公平的重大举措。

要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双减”政策从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和校外培训负担入手，保障青少年学生的休息权、健康权，消除各种违法违规教育行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提升，体现了国家对教育公益属性的坚守。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进一步提高认识，讲清楚“双减”政策的重要意义和要达到的目标，使“双减”政策真正深入人心。

要完善基础教育保障体系，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学校应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课堂教学和课后服务。教师需要具备更强的专业教学能力、多元评价能力和家校共育指导能力。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完善基础教育保障体系，通过增加师资供给、加大教师培训力度等一系列措施，促进提升学校课堂教学、课后服务质量和学校教育品质。

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促进“双减”政策产生实效。既要深入推进以素质和能力为核心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也要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全面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完善普职分流政策，推动高中阶段教育普职融通和多样化、特色化发展，完善与职业教育相关的社会政策，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含金量和吸引力。

台盟中央官网日前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校外教培机构人员再就业的提案》指出，在“双减”政策实施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教培人员面临着诸多问题，建议积极引导教培行业转型升级，帮助缓解培训机构转型阵痛，并注意防止教培机构一窝蜂地转向某一领域等。

台盟中央在提案中介绍，教培人员面临的一是转岗就业问题。据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学科类校外教培训机构社保参保缴费人员摸底数据显示，机构员工90%以上是“35岁及以下”人员，且80%以上为“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员拥有海外留学背景，学历背景和综合素质较高。此前教育服务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从业人员提供了不菲的薪酬，而此类从业者转岗后对薪资及职业发展的预期也相对较高。加之教培行业知识技能较为专门，对口岗位容量相对有限。如何盘活智力，帮助他们更好转岗就业，成为当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是劳动者权益存在被侵害风险。个别校外培训机构钻法律空子，忽视劳动者权益，强制裁减员工。部分机构仅以政策为由裁撤业务部门、强制裁减员工，且未给出缓冲时间。部分校外教培机构还推出各类擦边球产品，如私房课、上门教学等，地点隐匿于居民区、小餐厅、地下室之中，躲避追查和处罚。这些情况不仅不利于学生的教育，也会损害从业者的劳动者权益，甚至会带来安全隐患。

为此，台盟中央建议：

一、整合多方力量，以多元服务带动就业。建议充分发挥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的政策服务支持、就业服务保障和协调联动作用，联合民办教育协会、行业协会和社会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构建信息覆盖广、社会接受度高、专业性强的多元就业服务矩阵，助力教培人员顺利再就业。可建立教培从业人员信息台账，摸清行业人员底数，明确需求，分类引导再就业。通过组织开展一系列公益求职课程和讲座，开展教培人员专场招聘会等，提供更加精准、精细的公共就业服务，有力促进其再就业进程。同时，注重发掘社区和公立学校的人员需求岗位，放宽公招社招在年龄方面的限制，为教培机构人员转岗提供更多机会。

二、整合现有资源，以教培行业转型升级带动就业。在政策实施中，要强调稳步推进，积极引导教培行业转型升级，帮助缓解培训机构转型阵痛，并注意防止教培机构一窝蜂地转向某一领域。鼓励教培机构围绕“双减”进行教育科技开发并为校内提供技术支持，尤其是助力教学资源落后地区，促进教育均衡，同时吸纳相关从业人员的就业。目前，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在校外培训机构得到广泛使用，教育场景中的应用等领域已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探索成果。建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促进教培机构将业务从面向学生转向面向学校，从服务校外转向服务校内，带动就业。同时，引导教培机构积极发展素质类课程与成人职业教育等，持续提供高质量就业岗位，使教培机构真正成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有益力量。

三、整合多种渠道，保障教培人员合法权益。建议有步骤、针对性地对学科类校外培训头部机构开展摸底排查，动态监测用工风险。组建工作专班，并明确相关机构，专门负责对相关政策和法规的深入解读和解释，保护校外教培机构员工的劳动者权益，有力避免不合规定的任意裁员、打法律擦边球的非正规经验等情况出现。同时，加强对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的工作督导，促进其与教培机构的沟通交流及信息的透明化，进一步减少信息传递之中的理解阻滞，持续保障教培人员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