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娃的压力为何越来越大？

写在前面的话：

我从孩子们手中抢过遥控器，坐到沙发上，为即将到来的一切做足了心理建设。那是2020年3月，一种危险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正在英国迅速增加。我们的首相正要宣布封锁。学校和托儿所即将关闭。像其他数百万名家长一样，我即将在实际上成为我年幼孩子们的学校老师。这个念头使我恐惧不已。

我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感受的人。我的手机嗡嗡作响，学校的WhatsApp群组里消息一刻不停，家长们想要知道，他们要怎么才能一边完成自己的日常工作，一边应付前置状语和长除法。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许多父母都感到身心健康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一轮又一轮的封锁和学校停课接踵而至，有报道称，父母的压力、焦虑和抑郁水平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增长。

许多人扪心自问，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难？难道我们不应该天生擅长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抚养自己的孩子吗？毕竟，过去没有学校和托儿所，人们不是也应付下来了吗？

作为一名进化生物学家，我并不清楚每一种与新冠大流行有关的家庭危机的答案，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作为一个物种，人类在孤立状态下教养子女的能力极其不足。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中的许多人感到如此不知所措，这并不奇怪。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现代家庭生活由小而独立的单元组成，但事实是，我们在抚养后代时，常常要从他人的帮助中受益。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帮助是由几代同堂的“大家庭”提供的。在当代工业化社会中，小家庭单位很常见，教师、保姆和其他看护人便使我们得以复制这种古老的支持网络。

这种共同抚养孩子的方式使我们在猿类中独树一帜。这被称为“合作繁殖”（cooperative breeding），它更类似于某些看起来更遥远的物种的生活方式，比如猫鼬，甚至是蚂蚁和蜜蜂——而它给了我们至关重要的进化优势。

合作繁殖的物种生活在大家庭群体中，在这些群体里，个体共同努力养育后代。或许令人惊讶的一点是，其他猿类——比如黑猩猩——并不是这样养育后代的。尽管人类和黑猩猩都生活在由亲属和非亲属组成的复杂社群中，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些显著的差异。黑猩猩母亲独自抚养自己的幼崽，很少或从不借助任何外来的帮助，这甚至包括幼崽的父亲。大猩猩、猩猩和倭黑猩猩也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雌性猿类不会经历生理上的绝经，这意味着它们一辈子都能生育。因此，一位母亲和一位女儿同时抚养各自的后代是很常见的情况。这限制了猿类（外）祖母搭手抚养其孙辈的可能性。

（www.pnas.org/content/105/14/5332  ）

我们显然是不同的。在人类生活在地球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一直生活在大家庭中，母亲们会得到许多其他家庭成员的帮助。在很多当代的人类社会中，情况依然如此。人类父亲经常参与抚养后代，尽管不同社会中父亲的投入程度有所不同。婴儿们还从其他各种亲戚那里得到投入，包括哥哥姐姐、叔伯姑姨、堂表兄弟姐妹，当然还有（外）祖父母。即使是小孩子也能在抚养和保护更年幼的孩子时发挥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照顾孩子的责任很少落在一个人身上。

阿比·佩奇（Abbey Page）是一位生物人类学家，曾与菲律宾的狩猎-采集族群阿埃塔人（Agta）进行过深入广泛的合作。她表示，我们对这种传统支持网络的全面了解才刚刚入门。例如，在阿埃塔人的社群中，年仅四岁的孩子往往已经能在家庭中提供生产力。

“儿童的贡献常常被忽视。”佩奇说。在过去，由于对工作和娱乐的严格定义，研究人员往往不会注意到，孩子可能某一时刻还在玩耍，但下一时刻就在灌木丛中摘取水果。“（在这样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孩子们肯定会自己供自己的。”她说。

阿埃塔人里的孩童也会保护他们的弟弟妹妹免受危险。佩奇讲述了某一次她与一个四岁的男孩和他还是婴儿的妹妹一起坐在阿埃塔人的一间小屋里时发生的事情。他们三个人都坐在地板上，这时有只蝎子爬了进来。佩奇坦言，当时自己惊慌失措：“我一点儿忙也帮不上。”幸运的是，年幼的男孩知道该怎么做：“他立刻跳了起来，从火堆里抽出一根棍子猛击蝎子，然后在上面跳踩了几下。”这个简单的举动很可能挽救了他妹妹的生命。

这一经历促使佩奇思考什么才算是有意义的儿童保育（childcare）。在西方，儿童保育通常意味着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一般是父母）不仅要照看年幼的孩子，还要为其提供大量的激励，并深度参与到孩子的生活中去。当父母因为忙于工作等原因无法做到这一点时，他们可能会感到内疚或是力不从心。

但是佩奇的研究揭示出，可以用许多其他的方式来照顾孩子、使他们茁壮成长，而不必仅仅把所有的担子压在父母身上。

事实上，兄弟姐妹之间的保育，也即由年长的后代帮助抚养年幼的兄弟姐妹，是能进行共同繁殖的物种的一个典型特征。猫鼬会寻找可以和幼崽分享的食物，还会在洞穴里照顾猫鼬幼崽。它们教授幼崽如何安全地处理危险的猎物。雌性猫鼬甚至会产奶来喂养它们的弟弟妹妹。就像那个把妹妹从蝎子面前救出来的孩子一样，这些合作社群中最重要的保育形式里也有部分包括保护年轻的个体：保护它们免受掠食者的伤害，远离麻烦。

相较于单独抚育后代的方式，合作繁殖有一个关键的优势：它可以使一个物种的适应性变得更强，并且可能进化为一种抵御逆境的手段。

在这个星球上最热、最干旱的地区，发现了许多合作繁殖的物种。早期人类同样生活在难以找到食物的艰苦地区，食物需要依靠采集、搜寻或猎杀获取。对人类而言，合作是生存的先决条件，而对同时代的大猿却并非如此。我们的猿类表亲都生活在相对稳定、良性的环境中——基本上都是巨大的“沙拉碗”——在那里，它们更容易获得用以养活自己和任何依赖它们的后代所需的食物。

结果证明，人类是唯一能够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猿类：在这些地区的化石记录中并未发现大猿。

矛盾的是，我们的合作倾向使我们能够生存和繁荣如此之久，从心理和实践的角度来看，却可能使当前的危机变得更加困难。

在封锁期间，我们从自身的支持网络中被切断了：（外）祖父母、叔伯姑姨，还有学校、托儿所和游戏小组，他们都曾助力模仿古老的人类群体结构。不仅如此，我们还被期望回归我们的小家庭单位，好像这理应是一件本能行为。

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没法真正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毕竟，我们西方的家庭观念太强调母亲保育，而很少强调其他家庭成员的贡献。人们的期望是，母亲和父亲——甚至仅仅是母亲一人——作为保育者就已经足够了。

然而，根据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进化人口学教授丽贝卡·西尔（Rebecca Sear）的说法，这种自给自足的核心家庭的观念反映了西方研究人员的经验和世界观，而并非历史现实。

西尔表示，由一位男性养家糊口的核心家庭这一理念，在二战战后时期尤其根深蒂固，因为当时“学术界充斥着富有的西方白人男性，他们环顾自己的家庭，就认为世界一直都是如此”。

“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一词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它所指的家庭结构本身则更早出现，这种结构以父母双方和相对较少的孩子为核心，可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有关，因为从农业向制造业的转变使人们能够享受更独立的生活方式。

另一种解释是，中世纪西方教会的政策禁止大家庭内部的近亲和远亲结婚，导致家庭单位缩小。但尽管“核心家庭”在20世纪的西方研究和流行文化中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概念，现身于无数的小说、电影和电视节目中，西尔解释说，即使在西方，它实际上也是相当反常的。

“全球范围内，只有父母和孩子共同居住的情况是相对较少的，”西尔表示，“世界各地的家庭结构各不相同，但普遍的情况是，父母会在抚养子女时得到帮助，即使是西方的中产阶级也是如此。”

当涉及到我们的家庭结构时，我们与蚂蚁的共同点比与其他猿类的共同点更多。© Getty Images

她解释说，对于人类而言，典型的家庭结构并不是由单独一对夫妇来抚养孩子。相反，在抚养孩子时，我们通常需要并确实会接受帮助。女性作为母亲和家庭主妇的观念也不像人们有时刻意宣传的那样传统。在历史上和当代的生存型社会中，妇女在家庭生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妇女也是养家糊口的人。

有了这种看待人类家庭的不同视角，或许我们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对养育子女的期望会有所不同。与其假设父母——尤其是母亲——理应（并且将会）承受这种负担，我们或许应该承认其他家庭成员和保育者的关键作用。一旦我们了解人类多么依靠彼此来养育后代，我们也许就会在苦苦带娃的时候对别人和自己更加宽容。

期望人类像黑猩猩一样抚养后代，有点像是把一只蚂蚁从她的群体中隔离开来：我们不一定适合这种生活方式——而且通常很难顺利适应它。承认我们需要他人并不是失败的标志，而是让我们成为人类的特质。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视角学社